徐海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行者2013-07-18 来源：

      11月中旬，北京已浸透在初冬的寒意之中，而杭州却还洋溢着水乡金秋的温润，在徐海荣花香弥漫、绿树掩映的西溪寓所，《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见到了这位个子不高却气场很大，曾叱咤美国一流学府讲坛的中国出版人。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在思想上早就入党了；虽然我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但我的心和党在一起，早就融入到中国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之中，融入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历史命脉中去了。”

“我是一个只要自己认为是看准了方向，就一定不遗余力去做事的人，哪怕撞了南墙也决不回头。”

“我是搞文化出版的，但是一站在讲台上，我的眼睛就会发亮，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伯克利大学曾培养出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有幸站在它的讲坛上系统全面讲授中国文化，我深以此为自豪。”

以上是徐海荣的部分经典语录。采访徐海荣总是不由得被他的激情所感染。

采访徐海荣，也是一件快乐的事，他口若悬河，思维敏捷，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政治、经济、艺术，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却最终归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责任与忧虑。他是一个行动派，有坚定的意志和决绝的执行力，在一个中国出版人走向伯克利大学讲坛的路途中，他历经风雨坎坷，承担政治风险，个人自筹资金，付出巨大精力与体力，却无怨无悔，最终修成正果。

采访徐海荣，感受最深的是从他身上透出的那股浓浓的正气、勇气与豪气。

《站在伯克利的讲堂——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价值》是一本小书，只有392页，单本；但它同时又是一本大书，其12章内容涉及之广、之深、之细，使它的文化容量堪称一套12卷本学术著作的微缩映照。说它是一本大书，还有更深的涵义——昭示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光明前景。因为，该书的作者，杭州出版集团董事长徐海荣正在实施他的大计划——把中国文化课程纳入美国大学学分课程。而自己在伯克利大学讲授的课程以及课程讲稿集成的这本书，只是用来引玉的砖。因为，在徐海荣看来，让世界了解中国，从教育抓起是最有效也最根本的途径。

徐海荣  1956年1月生，汉族，浙江杭州人，研究员职称。2004年10月加入民建。现任杭州出版集团董事长、总编辑，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委员，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兼职教授。 

徐海荣在伯克利大学讲授中国文化现场。资料图片

    美国多家媒体对徐海荣的中国文化课程进行了报道。资料图片

为国辩护的正气

“针对他们具有挑战性的诸多问题，我以犀利的言辞，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力捍卫。”

《中国新闻出版报》：本书包括中国的政治、企业、饮食、风俗、礼仪、服饰、收藏、书画、建筑、城市、乡村、哲学等12个部分，涵盖面非常广，行文中古今中外纵横相连，深入中国传统与当今世界的细节，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这样一部书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要设计如此宽泛的内容？

徐海荣：这部书是我今年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开设的“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价值”课程的讲稿，可以说是一个急就章，从去年10月份开始到今年5月份整理完成。这也可以说是集众人智慧而成的一部中国文化教材。魏皓奔研究员对整个课程的设计给予了指导，杭州出版社副总编辑尚佐文参与了课程的设计，他带领杭州出版社的10名同志，按照我开列的大纲搜集资料，为文中运用的典籍及历史人物进行诠释，付出了巨大劳动。还有我的助理陈禹安为之全身心付出，使此书得以在极短时间内顺利问世。

课程涉及很多方面，目的是想让西方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比如我讲礼仪，告诉他们宴会的筷子怎么摆、酒杯怎么放、主宾坐在哪里都大有讲究。通过我的课程，听课者了解了中国的礼仪在古代就是法的标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各种行为规范，都从礼仪中体现。

《中国新闻出版报》：课程效果怎样？

徐海荣：能在美国一流大学讲授中国文化，是很不容易的。我在伯克利大学开设的“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价值”课程历时一个半月，在伯克利大学150年建校史上，是第一次一个中国人用这么长时间如此系统全面地讲授中国文化。赴美讲学之旅，我带了陈禹安助理和翻译安然前往。伯克利大学给了我们很高的礼遇，把我的课程设在赫斯特纪念馆309教室。这间教室可容纳180人听课，每堂课基本都座无虚席，比尔•盖茨在该校开课时也没有听我课的人多，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引以为自豪。

我开课的时间是今年6月2日至7月中旬，正处在美国学校放假期间。开始，我们以为来听课的绝大部分会是学生，结果来的基本都是专家、学者、教授，还有科学家，许多老先生、老太太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有的甚至开车四五个小时来听课。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与尊重，让我非常感动，也很敬佩。

伯克利作为世界顶级学府，应该吸收全世界不同文化的精髓，并在争论中不断成长、进步，如果没有这样的心胸、气度，岂不是徒有虚名？因此我在课堂上针对他们提出的诸多尖锐问题坦然地予以回答，就中美两种文化的比较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中国新闻出版报》：课程在美国产生的影响如何？

徐海荣：我的讲课内容因生动有趣、别开生面而让伯克利校方感到惊讶，消息迅速从伯克利校园不胫而走，在美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电台、电视台对我进行了多次采访并播发专题。6月6日，我接受美国KTFS26电视台《今夜有话要说》栏目就中国文化话题的采访，并进行了现场直播。6月27日，旧金山湾区最受欢迎的华语电台《自由谈》节目对我进行了1个小时的直播访谈。在这些节目中，针对他们具有挑战性的诸多问题，我以犀利的言辞，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力地捍卫与辩护。同时，伯克利大学官方网站发布我的个人简介和课程介绍，英文报纸《加利福尼亚人报》在课程开设期间连续6周刊登系列课程的消息，《世界日报》以《谈中华文化，徐海荣：像一口井，既深且沉》为题报道了开课的盛况以及整个系列课程的积极意义。

这样，我们的课程在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迅速成了“焦点之人”，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信心。现在有许多中国人喜欢发牢骚，到处骂政府，讲些不伦不类的话，我最反对这种做法。我们走出国门，代表的应该是国家形象，至少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因此我们所有言行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在美期间，我们很严谨，不被美国花花世界诱惑，晚上从不出门，全身心扑在课程上。

敢为人先的勇气

“站在世界一流学府的讲堂我很淡定，也很自信；做成一件开创性的事，首先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

《中国新闻出版报》：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想到去美国知名大学讲授中国文化？

徐海荣：每个人都有许多梦想，但梦想不一定都能成真；每个人也都有许多机遇，但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你做不做、如何做。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30年改革开放，中国在不断地了解世界，现在，更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做成一件开创性的事，首先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我一直有一个思想，认为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所谓世界一流学府，好像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其实未必。中国文化，一定要由中国人来讲。站在伯克利的讲堂，我很淡定，也很自信，我相信我比他们的汉学家讲得好。事实也是这样。

《中国新闻出版报》：在我国，个人主动要求出国讲学非常罕见，而您作为一家文化单位的法人，属公职人员，出境考察都需要审批，何况去这么长时间而且是去大学讲学，是否遇到困难和压力？

徐海荣：当时压力很大。我要出去，会有一些人不太理解，说你不好好做出版，怎么搞这个东西？我说我们的出版要改革，传统出版随着现代化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经受到很大冲击，我们祖先积淀的几千年文化，应该成为现代出版的重要资源。文化是创造灵魂的基石，我坚信出版和教育是血肉相连的，从文化出版到文化教育，再从文化教育回归到文化出版，是一条振兴文化和出版双赢的路径。

事实证明我的理念是对的，我的课程结束后，听课者产生深深的共鸣，伯克利校方希望课程内容能出文字版本，回国后我们出版社马上出版了这本书。目前，该书的英文版也已付梓，不日将发行海外，据保守估计至少能销售20万册。

在杭州市委领导及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领导层层请示，直到国新办表态予以支持的鼓励，可以说是煞费周折才终于成行。除了政治压力，还有经济压力，这次赴美讲学花了近10万美元，全是我和几个朋友自筹资金，没用政府和出版社的钱。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是一个出版人而非一个教育家，为什么要克服重重困难，顶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去做赴美讲学这件事？

徐海荣：因为我认为中国文化确实已经到了十分危难的时刻，包括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已发生了偏差。许多人把西方腐朽低迷的东西拿到中国当做至宝，比如电视上的许多娱乐节目，仅仅只是一种娱乐，而作为一种文化、一种主流，实在是莫大的颠倒，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要沦丧了。所以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精神的事情，我必须要做。

《中国新闻出版报》：从书中可以看出，您在伯克利大学讲授的“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价值”课程的过程中，显示了广博的知识面和深厚的学养基础。请谈谈您的个人经历，杂家是怎样炼成的？

徐海荣：我出身于杭州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经历过“文革”的混乱，当过教师、做过大型国企的团支部书记、开过餐馆、搞过饮食文化研究。1983年，我赋予我开的餐馆“八卦楼”以文化历史内涵，开发出每一道菜的历史渊源并讲述一个美妙而真实历史故事，在那时，一桌菜的售价就达2500元。

这使我看到文化的力量，意识到以文化创新企业经营的重要性。我由此开始对饮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中国第一部6卷本《中国饮食史》就是出自我手。20多岁时，我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把多位国家领导人请来，感动他们。我后来又出版了5卷本1000多万字的《中国社会生活文库》、12卷本《五代史书汇编》、《民国风俗史研究》等学术著作，从而与出版结下不解之缘。

性格决定命运。这么多年来，我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和杭州出版社工作期间，一直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决心要做的事，认准了我就会探讨、研究其可能性并付诸行动、为之努力，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杭州人有一种执著精神俗称“杭铁头”，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我想，人生短暂，活一天就应体现一天的人生价值，因此我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迈步世界的豪气

“将中国文化纳入美国高校学分课程，自筹资金在美捐助中国文化奖学金并筹备建立中国文化基金会。”

《中国新闻出版报》：作为一个出版人和文化人，您怎样理解中国文化“走出去”？

徐海荣：所谓出版人就是出版文化产品的人。在信息爆炸的当今时代，出版人更要从世界格局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求出版人要“走出去”，不然无法知道我们的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现状与意义。在美国时有件事让我们很郁闷，竟然有人问我们的长辫子哪里去了。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传播很糟糕，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没有宣传好自己的形象，作为生产文化产品的出版人，应该以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

我的课在伯克利大学受到欢迎，说明海外对中国文化的需求很大，世界希望了解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大同的需要。我这次出去有感受，他们在课堂上提的问题非常尖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东西方艺术的差异等。比如他们问，为什么在中国，一个歌星唱一首歌就那么红，而那些出土的精美玉器是谁雕刻的你们知道吗？我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技进乎道”，意思是技术达到一定高度时一定要进入道的层面，中国四大发明中，毕昇算是幸运的，他发明的活字印刷在野史中有一点小小的记载，但是火药、指南针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就是中国文化重道不重技的例证，因此不知道谁雕的玉是正常的。

伯克利之行让我感到，真正的文化“走出去”，是要把中华文化的理念、价值观、思想观输出去，真正融入他们的心灵。因此我很看重培养西方新生一代的中国文化情结，一旦他们成为有能力决定美国走向的精英人物时，“中国情结”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内心价值判断的重要构成。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新闻出版报》：具有世界的眼光是基础，真正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还需要有迈向世界的雄心和能力。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徐海荣：几天前，我已与美国教育学区的主席签订了合作协议，即受他们邀请在美国西部一些知名大学开设中国文化课程并研发相关教材。目前，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作为伯克利学区的中国文化教育的辅助教材，正式教材很快会进入编写。

这次在伯克利讲学成功给了我信心和启示：走出国门讲学并带动中国文化教材的海外出版，需要坚持长期做下去，而且要以此生发开来做更大、更高的事业。前期，我自筹资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美国高校捐助了中国文化的奖学金，用于奖励中国文化学得好的学生，同时筹备建立中国文化基金会，用于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普及项目，适时还将在美国知名高校内设立中国国学院。

《中国新闻出版报》：这样看来，您是在举一己之力为国家做事。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有千千万万个徐海荣。

徐海荣：是的。作为文化人，在21世纪怎样承担起弘扬中华文化的责任，是每一个出版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很多人有钱，但未必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有发言权，首先要让人家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思想观。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已经提出中华文化的学习与宣传问题。在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我想会有更多有识之士走出国门传播中国文化。未来几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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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问答实录

应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之邀，徐海荣于美国西部时间2011年6月2日至7月12日在伯克利大学赫斯特纪念馆309教室开设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价值”系列课程。课程期间，课堂反响热烈，互动不断，现摘登徐海荣与提问者的部分对话。

问：为什么中国是一党制，美国是多党制？是中国的制度好，还是美国的制度好？

答：您提的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世界上至少争论了50年。确切说，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自己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至于您问：“是美国的多党制好，还是中国的一党制好”，这个问题要问您自己。因为人民有选择的权力。不论哪一种体制，我认为关键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问：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上访？

答：您说的这么多，到底是多少呢？您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吗？看来，你所知道的只是表象。中国有13亿人口，真的像您所说的这么多的话，吓都要吓死您。上访或游行哪一个国家没有？美国没有？英国没有？还是日本没有？其实都有，甚至比中国还要多得多。我想，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场景。

问：听了您的课后我才知道，多子多福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为什么你们的政府还要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呢？

答：多子多福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观念，也是旧中国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背景下“养儿防老”的一项切实措施。新中国成立后，时代变了，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改观，政府推行计划生育，利国利民，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财力有限，资源有限，不仅中国不堪重负，而且地球也会不堪重负。我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中国勇于承担世界责任的一个表现。

问：中国的企业是不是都有工会，如果没有，怎样来保证工人的权益？

答：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一直重视工会的建设，从县市级政府到中央政府都设立了工会组织，基层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无一例外。沃尔玛当时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不是不愿意成立工会组织吗？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下，才最终成立工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小狗式的个私经济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何建立保障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权益的工会制度，目前还存在不足。为此，政府又建立了劳动仲裁机构，员工利益一旦受损，员工可以告老板，由政府的仲裁部门裁决后监督执行。

问：您在课堂上讲，像沃尔玛、家乐福这样大的世界名企也在中国做了价格欺诈等一些不好的事情，请问是受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吗？

答：您说的不够确切。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企业文化的范畴，这是一种违法行径。说明一个企业管理制度稍不到位，或者不严，就会有人钻空子，好人也会变坏。如果制度到位，执行严格，坏人也难以做坏事。

问：中国的很多城市，没有人居住，似乎不可想像，简直像一座魔鬼城，您说是吗？

答：我首先要纠正您的说法。中国有13亿人口，民有所居是中国人生活当中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还不至于富到建一座空城闲置着。准确地说，应该是在许多城市中有一些没人居住的房子。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了，他们把积攒起来的钱用于房产投资，成为了闲置的投资房；原因之二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一般均拥有二套住房；原因之三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经营者各地来回奔波，现在他们成本核算的意识增强，认为租房还不如买房。这就造成了您所讲的魔鬼现象。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这种投资买房的调控政策，以平衡刚性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关系。

问：教授，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热潮扩大，中国的乡村就会减少，有的甚至说是没有了，这些村民怎么办，他们会有保障吗？

答：您所提的这个问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在中国，这些乡村城镇化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国家规定，农保田总量不得减少，确保18亿亩农保田，这是一条红线。怎么办？有的开荒还田，有的调剂临近省市的用地指标。对一些拆迁的村民政府实施补偿政策：一是建造大批农居房安置，村民们得到的这些农居房的面积往往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的住房面积的几倍，村民们又将这些多余住房面积出租给外来的打工者，以收租吃饭；二是政府给予这些上了年纪的拆迁村民实行了最低的生活保障线的养老制度；三是组织安排一些年轻村民实行就业，因此他们会衣食无忧。